读书人的精神家园

一辈子的读书、思考

一辈子的智慧追寻

文：舒生

当人们热衷于争论文明的东西方差异，当种族、国籍、宗教成为划分世界的主流标签，我们是否陷入了一种认知误区？

难道肤色不同，就意味着价值取向的根本对立？难道地域相隔，就必然导致文明等级的高低之分？当 “文明冲突论” 甚嚣尘上，当 “民族优越论” 死灰复燃，我们是否忽略了一个最本质的冲突？

正如罗曼罗兰所言，这世界本无欧洲与亚洲的绝对界限，只有两种民族：一种在忍耐中热烈生长，向着学问、美、人类爱与公众进步的光明奔赴；另一种则沉溺于黑暗，以压迫为能事，将愚昧、懒惰、迷信奉为圭臬。

鲁迅也犀利指出：“世界上有两种人：压迫者和被压迫者！” 这不是简单的二元对立，而是穿透历史迷雾的清醒洞见。

文明与野蛮的博弈，从来不是地域间的较量，而是人类精神内部的拔河；民族的兴衰，也从不取决于先天的种族禀赋，而在于是否拥有向着光明前行的勇气与坚守。

上升的民族，与光明同频

罗曼罗兰在观察人类文明时发现，那些真正能够跨越时代、赢得尊重的民族，都有着共同的精神特质：“忍耐、热烈、恒久而勇敢地趋向光明”。这种趋向，不是盲目的扩张，而是对真理的执着追求，对人性的深切关怀。

郭沫若曾说，每个民族的历史中，都有这样一群人——他们为科学真理献身，为艺术理想执着，为人民的自由幸福反抗暴力与。这些人，正是民族的脊梁。

在法国，伏尔泰以笔为剑，怒斥教会的黑暗与的残暴。当卡拉事件中新教徒遭受不公审判时，他奔走呼号二十余年，用无数书信、文章击穿宗教的伪善，终使冤案昭雪。而雨果在《九三年》中，用 “在绝对正确的之上，还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” 的呐喊，打破了暴力的道德迷思，彰显了人类对光明与善意的永恒追求。这些法国先贤的抗争，让法兰西民族在黑暗的中世纪末期，成为引领欧洲走向启蒙的 “上升者”。

在中国，鲁迅，这位被誉为“民族魂”的巨人，他一生“横眉冷对千夫指，俯首甘为孺子牛”。他的笔下，阿Q的麻木、祥林嫂的凄苦、人血馒头的愚妄，无不触目惊心地揭示着那“下降”力量（封建礼教与精神胜利法）如何吞噬灵魂。而他自身，正是“上升”民族的杰出代表：一个永不屈服于黑暗的“斗士”。

闻一多先生则用生命诠释了何为 “趋向光明”。1946 年，李公朴遇刺后，明知杀机四伏，他仍拍案而起，发表了那篇著名的《最后一次讲演》，怒斥暗杀行径，高呼“正义是杀不完的，因为真理永远存在！”他最终倒在特务下，却用生命践行了对“公众进步”与“人类爱”的追求。闻一多的一生，从诗人到学者，再到民主斗士，始终向着光明前行，这种精神让中华民族在至暗时刻，仍保持着上升的力量。

人类历史上无数的上升者，不分国界，不分种族。康德在《永久和平论》中倡导自由国家联盟，以理性与权利遏制暴力；爱因斯坦不仅深耕相对论，更积极反对法西斯，呼吁世界和平。他们都明白，真正的民族荣耀，不在于征服他人，而在于坚守文明的底线，向着光明不断攀登。

下降的民族，终将被黑暗吞噬

与上升者相对的，是罗曼罗兰口中 “下降的民族”—— 他们是压迫的势力，是黑暗、愚昧、懒惰、迷信和野蛮的化身。这种下降，从来不是突然的崩塌，而是从容忍丑恶、纵容压迫、犬儒得道开始的。

历史上，那些盛极而衰的文明，都有着相似的轨迹：当权力失去制衡，压迫便会滋生；当愚昧取代理性，迷信便会蔓延；当人们放弃对光明的追求，懒惰与野蛮便会趁虚而入。罗马帝国的衰落，并非源于外敌入侵，而是内部的腐化与压迫。当贵族沉迷享乐，平民失去权利，整个社会陷入 “下降” 的漩涡，最终在黑暗中分崩离析。

压迫者的本质，从来都是一致的。他们或许披着宗教的外衣，或许打着民族的旗号，但核心都是为了维护少数人的，剥夺多数人的自由。中世纪的欧洲教会，以 “异端审判” 压制思想自由，布鲁诺因坚持日心说被活活烧死，伽利略被迫放弃真理；旧中国的封建势力，以 “君权神授” 禁锢民众，视科学为异端，视民生为草芥。这些压迫者，无论身处东方还是西方，都是文明的绊脚石，是民族下降的加速器。

鲁迅在《记念刘和珍君》中，深刻揭露了压迫者的凶残与无耻：“当局者竟会这样地凶残，流言家竟至如此之下劣” 。那些污蔑爱国青年为 “暴徒” 的文人，那些手持屠刀杀害无辜者的特务，都是下降民族中最丑陋的存在。他们以为压制了声音，就能永远维持黑暗，却不知历史的铁律：压迫者终将被自己制造的黑暗吞噬。

文明战胜野蛮，公民有责

文明与野蛮的较量，从未停歇。文明并非高楼大厦与高速铁路的代名词，而是一种内在的秩序，一种对真、善、美、平等与尊严的持守。野蛮也非茹毛饮血的原始状态，它可以衣冠楚楚，手握权柄，表现为精致的利己主义、系统性的不公、对异见的压制，或是对知识的蔑视。前者如溪流汇聚，奔向开阔的海洋；后者如流沙陷阱，不断内耗与下坠。

看看那些历史上的至暗时刻：当纳粹的集中营冒起黑烟，当种族隔离的制度大行其道，当言论的牢笼被紧紧关闭，这便是“下降”的力量在狂欢，是压迫者对被压迫者的全面碾压。而每一次的抗争，从马丁·路德·金的“我有一个梦想”，到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，到曼德拉的漫漫牢狱长路，都是“上升”力量在绝境中迸发的火花。

文明与野蛮的较量，从来不是少数人的战斗，而是每个社会成员的选择。康德在《永久和平论》中说，永久和平的实现，需要自由国家的联盟，更需要每个人的理性觉醒 。这种觉醒，就是打破标签迷思，认清文明与野蛮的真正界限；就是拒绝做沉默的大多数，敢于向祖国中的败类和丑恶势力宣战；就是无论身处何种境遇，都保持向着光明的勇气与执着。

每个民族都可能出现败类，每个社会都可能滋生黑暗，关键在于我们是否有勇气与之作战。

雨果在《悲惨世界》中，用冉・阿让的转变告诉我们：即使身处黑暗，每个人都有选择光明的权利；用沙威的结局警示我们：顽固维护压迫的人，终将被自己的偏执毁灭。这正是文明与野蛮的博弈本质： 这不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战争，而是一场关于选择的修行。

你选择站在哪一边？这不意味着我们必须身处烽火连天的前线。真正的“作战”场域，首先在我们的内心，在我们的日常。敢于与自己所属共同体中的“败类”和丑恶势力作战，并非鼓动撕裂与仇恨，而是秉持公义与良知，对身边的不公、、欺诈与冷漠说“不”。这是学者坚守学术诚信，拒绝曲学阿世；是商人恪守契约精神，反对唯利是图；是普通公民珍视手中权利，理性监督公权力。这种“作战”，需要勇气，更需要智慧，它是在法律与道德的框架内，为文明添砖加瓦，防止野蛮暗中蔓延。

网络上流行一句话：“你站立的地方，就是你的世界”。诚哉斯言！你选择光明，世界就不会完全黑暗；你选择抗争，正义就不会缺席；你选择上升，民族就不会沉沦。

愿我们都能做上升的民族中的一员，做反抗压迫的勇者，做光明的同行者。因为这世界的未来，从来不是由地域或种族决定的，而是由每一个选择光明的人共同铸就的。